纪念馆里的群雕，坐在长条凳上的是时任江苏分社采编室主任、农村组组长周昭先，站立者是农村组副组长王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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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写了什么作品，让村民30年后仍难以忘怀？
记者的采访场景，被雕塑在纪念馆里!
时间要回放到2012年，4月6日至10日，我随江苏省委领导到地处苏北的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蹲点调研。7日上午，我们忙完农活后到村部走访。在垫湖村村部的旁边，有一个名叫“春到上塘”的纪念馆，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于是我们一同走了进去。
“春到上塘”纪念馆，是垫湖村所在的上塘镇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为纪念垫湖村被誉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而建设的。我原本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纪念馆，但随着参观的深入，我惊奇地发现，这个纪念馆原来与新华社的报道，与两位新华社记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占地面积并不大的纪念馆一楼展馆正中央塑了一个群雕。解说员介绍，群雕再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新华社记者到垫湖村采访的场景，人物是两位记者与三位农民，其中一位记者拿着笔记本站着记录，另一位坐在长条板凳上与农民攀谈。
我了解到，被塑像的两位记者，坐着的是时任新华社江苏分社采编室主任、农村组组长周昭先，站立的是农村组副组长王孔诚（两位前辈已经过世）。
两位未曾谋面的前辈究竟写了什么样的作品，让这里的村民30年后仍然难以忘怀呢？原来，这个纪念馆的名字就是两位记者采写通讯的标题——《春到上塘》。
我在纪念馆的展板上看到了这篇发表在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的通讯，署名为记者王孔诚、周昭先。
“这两位记者是上塘人民的恩人，永远都值得我们铭记。”纪念馆讲解员桑乐说出了缘由。
我站在塑像前，肃然起敬。仿佛听到了记者快速记录的沙沙声和农民反映情况的急切话语……
30多年前，泗洪县上塘公社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首开先河，悄然吃起了“分田单干”“大包干”的第一只螃蟹。
2
上塘成为记者调研富矿，也是难以割舍的地方
上塘镇历来缺水，是苏北出名的穷窝窝。20世纪70年代末，垫湖村所在的上塘公社，不少生产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探索包产到户，但受制于当时的认识，他们的探索引起争议，调查组一个接一个，包产到户面临夭折的危险。
穷怕了的农民奋力抗争，试图保护他们的“发明”。
关键时刻，江苏分社记者王孔诚、周昭先数次深入上塘公社走村访户，了解实情。随着掌握的情况越来越多，他们决定通过自己的报道，真实反映农民意愿和包产到户的积极作用。
翻开纪念馆里摆放的小册子，在“记者暗访成文章、上塘改革惊中央”一章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历史感很强的描述：
“1980年秋，新华社江苏分社采编室主任、农村组组长周昭先和农村组副组长王孔诚对上塘进行为期近半个月的秘密采访，把上塘推行‘包产到户’的前因后果了解得明明白白，把老百姓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掌握得清清楚楚，把上塘因推行‘包产到户’而遭干扰、阻挠和压制、封锁的来龙去脉侦探得透透彻彻……”
他们这篇7000字的《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塘农民的改革探索，因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得以继续。
两位记者一不做、二不休，继续追踪上塘包产到户后的变化，于1981年春天发表了上塘人永远珍藏的新闻名篇——《春到上塘》。这篇刊发在《人民日报》重要版面的通讯写道：
“不久前，我们来到了上塘镇，街面上熙熙攘攘，集市贸易非常活跃，出售的农副产品品种繁多。我们走村串户，只见地里场头，到处晒着山芋干、玉米、豆子。
跑了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除了一户之外，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员家里，连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满了粮食……”
两位前辈同事从访“穷”到访“变”再到访“温饱”，上塘成为他们的调研富矿，也成为难以割舍的地方，新华社记者把上塘农民的冷暖放在心坎上，上塘农民也把两位记者的形象捧在手心上，挂在心尖上。
为记者塑像！这是上塘人朴素、真挚的情感表达。
省委领导得知这是两位新华社记者的塑像时，郑重地对我说，你们的前辈被这里的人民记住了，他们深入实际、敢讲真话、反映实情，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这值得你们学习啊！
上塘镇百姓从当年包产到户求温饱到今天土地流转奔小康。
3
主题与30多年前两位前辈关注的内容一脉相承
我当晚决定，既然来到这里调研，主题与30多年前两位前辈关注的内容一脉相承，我为何不再写一条上塘的稿子呢?
此后，我与同事陈刚同志合作采写了《上塘迎来又一春》的走基层稿件，反映上塘镇百姓从当年包产到户求温饱到今天土地流转奔小康的巨大变化，算是《春到上塘》的姊妹篇吧。
蹲点调研结束回到分社后，我提请分社党组研究，把上塘镇垫湖村作为分社“走转改”联系点，并择机在垫湖村开展一次党支部党日活动，被分社领导采纳。
经过与泗洪县委县政府沟通，江苏分社正式决定把垫湖村作为“走转改”联系点，不定期派记者来这里蹲点采访，以教育引导全体采编人员继承前辈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新华精神。
2012年6月29日上午，江苏分社全体采编人员、党员代表及当地干部、村民代表80多人参加了新华社江苏分社“走转改”垫湖村联系点揭牌仪式，并参观“春到上塘”纪念馆。
最令人难忘的镜头是，分社去的全体人员在两位前辈记者采访场景的塑像前，拍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全家福。
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仿佛就发生在眼前，两位前辈记者的塑像仍清晰地矗立在我的记忆中。（首发2016年11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
延伸阅读
记者自述：我们的通讯标题成了纪念馆馆名
来源：2010年2月《新闻记者》
作者：周昭先（新华社江苏分社、海南分社原社长）
一
真没有想到，新华社两名记者在28年前合作发表的一篇通讯，其题目被用作一个纪念馆的馆名！
这是一篇发表在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通讯，其标题《春到上塘》，2008年12月被书写到江苏泗洪一个建筑物上：春到上塘纪念馆。通讯全文被放成大幅照片，悬挂在展壁中央，在明亮的灯光下非常耀眼。
通讯的作者——两名新华社记者和《新华日报》一名记者，连同当时的上塘公社书记、生产队长共五人，均按各人形象，由南京艺术学院制作成一个泥塑采访现场的群雕组合，被置于纪念馆展厅的中央。两名新华社记者的合影照片也被悬挂于展厅显眼的位置上。
新华社这两名记者，20世纪80年代都在江苏分社任职，一名就是笔者，另一名是王孔诚同志，他在前几年已不幸因病与世长辞了。
纪念馆当然是为展现改革开放30年来上塘和泗洪的巨大变化而修建的。但是，一篇28年前发表的通讯、两名新华社记者在纪念馆里被如此突出安排，实在令我想象不到。
新华社江苏分社的老同志华惠毅在一篇文章中就此评论说：老百姓记住我们的报道，是给我们至高无上的奖赏，再大的奖牌、再多的奖金也是无法比拟的。“勿忘人民”，是记者的本份，更是对人民的责任。记者不忘人民，人民更是不忘记者。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春到上塘纪念馆。图片来源：新华日报
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决定进行改革开放。这对我们记者来说，在思想上是一次大解放。
当时，我刚从新华社广东分社调到江苏分社，社长是程予同志，我任分社党组成员、采编主任，负责采编具体业务。
1980年10月的一天，程予从省里开会回来，跟我讲，他听说人民日报派记者到江苏搞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报道，要我们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于是，我找了分社农村组的王孔诚同志商量，把江苏农村生产责任制作为一个重点题目，深入调研。
王孔诚赞成我的意见，同我一起下乡，合作完成这次任务。我们决定一起“扎”到底，住到江苏最穷的泗洪县里最穷的上塘公社，逐队逐户地调查研究。
但是，要完成这次调研并不容易。那时，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许家屯以江苏“特殊论”（富裕地区）为由，反对农村包产到户，更反对“大包干”。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却是大力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大包干，新闻媒体大量报道。
许家屯为此向全省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堵住西大门”，就是不要让安徽的做法从西边蔓延到江苏来。他甚至要有关部门向新闻单位发出口头通知，不准发有关的报道，这个通知同样发到新华社江苏分社。
我们要去上塘，当然感到有压力。分社是双重领导，人、财、物和报道业务归属新华总社，但党员的组织关系在省里，省委是双重领导之一。而且，我们要去的上塘公社，就在江苏“西大门”的门口，这实际上就是置省委的口头通知于不顾，逆许家屯之道而行之。
但程予同志还是支持我们去上塘，只是在我们行前交代了一句：批评报道要给县委看一看。
1980年10月5日，我们在南京采访了正在省里开会的淮阴地委书记丁铁和泗洪县委书记李鸿来。根据他们两位所谈，以及后来我们在下面了解的情况，他们对生产责任制是左右摇摆，思想矛盾，但总的情况是贯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意图，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大包干。
1978年9月8日，上塘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党委书记张世明动员公社全面推开“联产承包”，李鸿来刚好路过，马上上台宣布，张世明刚才讲的通统不算数，“联产承包”不能干。
我和王孔诚同志在1980年10月30日到达泗洪县，次日一整天听县委办公室主任姜立宽同志介绍情况，他向我们介绍了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层层向上塘派出所谓“调查组”“工作组”，不断向上塘干部群众施加压力的情况。
地、县两级多次派人到上塘搞“整改”“纠偏”，省里派出的调查组对上塘的指责最为严厉。省水利厅一副厅长在上塘训斥干部至深夜12点，宣布上塘联产承包到户有四大罪状：一是造成思想混乱，人心惶惶；二是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是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影响了春耕备耕。
另一次，是省农业部门负责人，他到泗洪的派头更大，声称“来泗洪是要把你们1978年以来的情况搞清楚”，我是来“打前站”的，大批人马在后头还要来（指省委主要负责人）；合作化以来的成果，要葬送在你们这一代人手里了！那段时间，上塘天空可谓乌云密布。
三
我们是在1980年11月3日到达上塘公社的。印象中的江淮平原一马平川，可上塘却见不到一条河流溪水。因为上塘地处泗洪西南岗丘陵地区，一般地下水位在60米以下，还有的在100米以下，历来为苦旱地区。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不合理管理体制，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农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
11月3日，我和王孔诚住到公社一间客房里，随即采访公社书记张世明一整天。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农民办实事的汉子，在上级的不断责难中带领农民“大包干”，丝毫不在乎头上那顶“乌纱帽”。他说：
上塘是泗洪最穷的公社，解放后30年，年年吃“救济”，到1978年全社人均年收入只有27元。群众绝大部分住茅草房，生产上主要靠人拉犁耙；全社没有一顶蚊帐，青年男女结婚流行“换亲”，家庭双方男女互换，否则就是甲给乙，乙给丙，丙又给甲。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小村庄已罕见人迹。
1978年立新五队一个劳动日只值二分七厘六，穷到这样，还要我们搞“大寨记工”。群众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失去信心，年年“春荒”，年年外出讨饭。1978年大旱大减产，人均口粮210斤，最穷的队一年只有八九十斤口粮。
人无粮，牛无草，地无人种，集体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年底公社党委开会，大队支书开会，觉得生产责任制还是联系产量到户比较实在。我们没向县委请示，自己开个三级干部会，搞包产到户。但会议期间李鸿来书记来了，说中央有文件，但江苏省没有明确指示，不能搞，要“收”。
但是，他实际上“收”不住，群众还是干了起来，1979年就有成效，当年全社卖给国家粮食70万斤，立新大队粮食翻了一番，人均粮食由210斤上升到420斤。
这时，有人写信到省委，说我们分田单干了。于是，省委打电话到地委，地委打电话到县委，县委李书记又带领50人，大军压境到上塘，每个大队都有人去调查。而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同情我们，只有极少数人反对。
李书记觉得难办。县委就在上塘开常委会，在会上我要求再试一年。结果李书记说，已搞的生产队不要再“翻”，未搞的不准搞。现在，我们还在观望，怕的是不让再搞下去，那样就只能再穷下去！群众现在也和我们一样在观望。
从11月4日到7日，我和王孔诚请张世明带路，每天早出晚归，串村入户，逐家调查后发现，包产到户后，口粮大幅增长，生活巨大变化，各户基本相同。
上塘大队老社员李家科，当年已经71岁了。他告诉我们，民国初年是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国民党来了又是苛捐杂税，日本鬼子来了就更惨。一辈子中，还就是这两年最好，再让我们干三年，能富起来！
社员李家聪说，前几年我苦死了，搞点小买卖，就说我是投机倒把，什么事都不能干。现在好了，我感到一身都是本事！我全家下田，大人小孩一起干，一天干活十多小时。而过去“大呼隆”一天干六小时，还出工不出力，实际一天只干三小时。
社员们朴实的话语让我的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上塘的农民已经穷到不能再穷了，一旦有了粮食，不需再外出逃荒要饭，就感到生活很好了。上塘的土地上，写的就是“民以食为天”几个大字！
当年实施包产到户后，村民喜获丰收。图片来源：新华日报
四
我们带着一个真实的上塘印象，带着上塘农民对赤贫的记忆、对生活变化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回到泗洪县城。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为农民说话，为农民撑腰。
我同王孔诚商量，估计我们的内参稿很难送给县委负责人“看一看”，因为我们要批评的将是省、地、县三级层层压制农民。上塘的情况让我们感到“左”害何其残忍，何其酷烈，这对我和王孔诚都是深刻的教育。
我们商量要将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份量较重的内参。考虑回到分社后我可能没有时间写作，决定在县招待所完成稿件。
我们对稿件内容作了议论，由孔诚起草上半部分，我起草后半部分，然后由我“统”成全稿。我记得，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愤慨的心情，在稿件最后段落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依靠这样一个县委，怎么能够领导几十万农民摆脱贫困！
稿件约五六千字，成稿后即于次日返回南京。
这篇内参的题目叫《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写了上塘公社大包干前后的巨大变化，在变革的过程中却遇到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层层压制。稿件交给程予同志，他阅后告诉我们：这篇稿子，要发给曾涛同志处理。
这样做，当时真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分社平时发往总社的内参稿件，一般都给国内部的内参室处理，极少有直接发给总社社长的。
程予同志是一位处事谨慎的领导，因为稿件批评了江苏省、地、县层层压制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实际就是批评省委书记许家屯，这就需要取得曾涛同志的支持。而且，曾和许是江苏同乡，他对许比较了解，因此请曾处理较为妥当。我想，这也是一种周密思考的结果。
果然，稿件发出后不久就有了结果：新华社大“内参”发表了这篇《访“穷”见闻》。这再次有点出乎我们意料，因为一般涉及批评高级干部的稿件只会先登在发行范围很小的《国内清样》上，而大“内参”发行到全国县团级，即县委书记一级，这样做无异于把对许的批评在全国半公开化了。
我当然无法猜度这是否是曾涛同志决定这样处理的，但我却似乎看到了一点曾涛作为政治家的风采。曾涛的行事方式是政治家的方式，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会果断支持，不会拖泥带水。曾涛当时这样处理我们的稿件，让我内心对他产生敬佩。
就在《访“穷”见闻》发表后不久，我和王孔诚同志商量，既然批评江苏省、地、县三级压制农民大包干的内参已经半公开了，索性把事情公开了。于是，请他在“内参”的基础上尽快“拉”出一篇通讯来。很快，他拿出稿子，我稍加修饰，即作为专稿寄给人民日报农村部。
当时，有个规定，新华社分社记者同时也是人民日报记者。我们寄人民日报的专稿，很快以“本报记者”的名义于1981年3月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就是《春到上塘》。
五
《春到上塘》发表后，上塘震动了，农民和基层干部欢腾了，据说上塘公社连续三天在大喇叭里广播。
农民当然看不到此前刊用的内参，但他们听了这篇通讯的广播，认为是中央在支持他们搞包产到户，搞大包干，他们现在腰杆硬了，有中央支持，谁也阻挠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了！他们可以甩开膀子，迈开双腿，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们开辟的改革道路前进了。
通讯发表后，四面八方派人到上塘参观访问，“黑样板”变“好典型”。农村联产到户，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
泗洪如此，淮阴如此，整个苏北如此！甚至后来在被称为“富裕”地区的宜兴县等等苏南广阔的土地上，农民包产到户和大包干也星火燎原，取得显著成效。
当时江苏分社记者周振丰同志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其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这更证明所谓“富裕”地区不能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特殊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歪理。
通讯《春到上塘》今天在江苏大包干发源地泗洪成为纪念馆的名字，再次表明历史老人是公正的。而我们作为新华社记者，只是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真实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实，留下了一点历史的痕迹。
我至今还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等等，正是当时我们完成自己职责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力量源泉。
从上塘这个典型想到，新华社已故老社长穆青关于“勿忘人民”的教诲，应该成为每一位记者的座右铭。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努力坚持通过报道去反映人民的疾苦、呼声、利益和愿望，这应该成为我们终身的信条。
在我70岁时，曾写《述怀》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为民鼓呼意未尽，无奈已见白头来”。自然规律不能抗拒，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永承传统，去开创新的未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
记者：郭奔胜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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