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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年仅8岁的李佳鑫成为了厦门第9例器官捐赠者。小佳鑫的事迹经由媒体曝光后，社会哗然，只不过这一次，这些赞美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些疑问——厦门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已满四年，为何才有9名捐献者？相比捐献数据，其实厦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目前已有710多位，造成这样巨大数字反差的原因是什么？本报记者深入走访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者，探寻别样的“人文心理学”。
A“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者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都表示登记行为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
“我这人大大咧咧，关于‘百年之后’的事也都是交代女儿当平常事办。7年前，了解到可以捐献遗体和器官，我就主动联系了市红十字会。”厦门市红十字会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黄丽华说，“我是想这样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有用的器官可以拿去帮助别人，遗体也可以捐给厦门大学医学院使用。”
如今，黄丽华已是市红十字会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之家主任，在她的带动下，共有40多名志愿者加入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的队伍。黄丽华告诉记者，现在她每天都随身携带印着“我是遗体及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字样和市卫生局、厦门大学医学院和市红十字会联系方式的绿色小卡片，万一她在街上发生了意外，路人就能通过这张卡片联系这些单位。“这样才能最及时地对别人提供帮助。”黄丽华轻松地晃动着手里的卡片。
在厦门9例器官捐献的案例中，红十字资深志愿者刘志坚介入了其中5例，他说看到捐献者的器官真的帮助到很多患者重获新生，他更坚信2009年时自己进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的举动是正确的。
“登记是需要直系亲属签名的，当年我的父母并没有多说，但妻子却强烈反对。”刘志坚说，“其实我知道她顾虑什么，但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都是一把灰，又还要留恋什么呢？”半年之后，在刘志坚的反复劝说和各种关于人体器官捐献报道的“宣导”下，其妻子慢慢地改变了认识，最终签名同意，还在去年也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
“退休前我是医生”，石碧珠今年75岁，她告诉记者，每每看到那些完好的器官救活患者，挽救一个家庭的时候，她总是特别动容。“所以对我来说，成为登记志愿者也是一件特别自然的事。”
然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710多名登记志愿者中，以年纪大的人群为主，其中50岁以上的人士超过80%，据红十字会提供的资料显示，这几年来陆续有志愿者去世，但可惜的是由于年龄偏大，许多器官已经老化，功能无法满足移植要求。
B“家人阻挠我也没办法”
厦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吕高龙指出，器官捐赠对器官质量要求比较严苛，除了器官老化、失去活力之外，如果志愿者罹患如癌症类疾病，其器官就不符合移植要求。这虽然导致了一些施予者的爱心无法实现，但这也是为了对受者的健康负责。
然而更多捐献无法完成的原因是，登记者自身意志不坚定或家人阻挠而产生“流捐”。
2012年，一对60多岁的老人来到市红十字会，要求退捐。红会工作人员表示十分惊讶，因为就在2011年，这对老人还强烈要求要进行登记。在反复询问老人后，老人支支吾吾地说了原因。原来，是儿女们强烈反对，因为不能理解父母的举动，一年多来，家庭都不是很和睦。
国务院颁发的《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明文规定，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然而在中国，对于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传统道德观念时刻摆在心中的老百姓来说，父母去世居然不让其身体保持完整性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可以说，这时法律就在人情面前“败下阵来”。而另一方面，直系亲属是捐献者的执行人，如果哪一天登记者过世，执行人不通知红十字会的话，红十字会就不会知道哪里有捐献资源。
不了解捐献过程和实际用途，道听途说而产生退捐的人也不在少数。
龚先生是一名胃癌患者，据他朋友所说，能在逝前捐出自己有用的器官是他的心愿。也确实，在2007年，龚先生就积极联系市红十字会，表示自己强烈的登记愿望。“我还记得当时龚先生填完表那开心满足的神情。”市红十字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他还不住地念叨，‘反正也不行了，救一个人算一个人’。”
让红十字会没想到的是，仅仅两周后，龚先生就打来电话要求退捐。原因是，他的弟弟告诉他，逝后遗体骨灰会被随便抛弃。虽然红十字会人员反复阐述捐献流程是十分严谨、透明的，“但龚先生明显被吓得不轻”，坚决退捐。“没办法，捐献本来就是一件自愿的事，我们要尊重捐献登记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
C“其实过程是公开的”
其实，人体器官捐献的过程是十分公开的。就拿遗体捐献来说，要经历登记、去世家属通知、红十字会通知遗体接收机构接收、遗体使用完毕、遗体火化、骨灰撒向大海、定期缅怀这7个步骤。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也于今年4月开通，公众可通过该网站进行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目前，我省共有三家医院获有器官移植手术资质。分别是南京军区福州总院、协和医院以及厦门中山医院联合医疗组。根据中国2010年颁布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原则，器官捐献者亲属享有获取器官的优先权，已登记的自愿捐献器官者也享有一定优先权。厦门市红十字会会长苏甦表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管理系统会根据患者基因配型、等待时间、年龄、体重等信息来分配，确保公平公正。“整个器官捐献者及器官流向，卫生行政部门都可通过系统监管平台看见。为确保医生如实登记等待者的资料，卫生行政部门还会时常突击检查，即忽然去某家医院调取原始病历，与系统数据对比，并查看之前的修改记录。若发现有作假，该医院将立刻被取消移植资质。”
另据透露，中国正在筹建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对捐献者身后的经济困难家庭给予一定物质上的帮助。对此，苏甦强调，器官捐献本身是无偿的，人道救助并非“经济补偿”或“经济激励”。“救助基金是对双方进行救助，不光是捐献者，移植的患者也要救助。移植的患者是容易被忽视的角色，其实他也有很大的风险，手术失败的风险。所以双方都是我们应该给予人道救助的对象，哪怕是一点点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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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1：死者身体权由谁支配？
一个人有遗体捐献的意愿，却不能由自己说了算。死者是否享有自己的身体权？是否可以将捐献人填写申请表时的捐献心愿作为死者的遗嘱来进行？一定要征得直系家属的同意，是否侵犯了捐献者的基本权利？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遗体捐献是一种赠予行为，其继承人应当遵照被继承人的遗愿履行捐献协议。但协议捐赠的是特殊物，且协议须等捐赠方主体消失后，由第三方履行，所以不能认为遗体捐赠协议具有公益性，或者经过公证就一定具有强制力。
而事实上，已经填写好《申请登记表》并已由直系家属签名的捐献人去世后，因家属反悔而致使捐献不成功的例子不在少数。
困境2：谁来保护我的器官？
中国在2007年公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称：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捐献人的死亡判定。但由于中国刑法缺乏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实质性规定，而对于盗窃人体器官、组织的行为，中国刑法只规定了：“将非法摘取器官行为危及他人生命的,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以及前面所提到的“盗窃、侮辱尸体罪”的悖论条款，其他具体行为并未给予界定。(邓婕 杨珊珊 吕高龙)
